作者：李绍强

1964年7月，我幼儿园毕业，开始上小学。由于患有过敏性哮喘，班主任杨老师怕我拖累班级成绩，拒绝我入学，另一刘姓同学因“愚钝”也被拒。经家长们的不懈努力，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当时的附小上课中规中矩，如要求背诵课文、每个生字写一行等等。当然有的老师要求严格，脾气大，作业错了就从讲台上一扔，你就狼狈地俯身捡起，刹那间似乎感觉犯了罪。另一梁姓同学因背课文不熟练，被教鞭打的手掌红肿。两年后的春天，狂飙忽起，秩序大乱，造反有理，以下犯上。老师不在教室时，有人带头向她的茶杯中吐痰，众生纷纷效尤，不一会秽物积满，老师委屈地痛哭，向校长告状，领导自身难保，无可奈何。以后日益混乱，附小终于被迫解散。那个造反斗争最起劲的周老师，只好回乡任教。没有乱了敌人却乱了自己，真是可笑可悲！我们从此失学在家，没有上课和作业，整日游荡玩耍，放飞自我，各种游戏熟能生巧，如打嘎、扇纸版，弹玻璃球、造弹弓、打麻雀等等，玩的不亦乐乎。也许这不是长久之计，大约半年后我们归入各乡镇小学。我在学校附近的大庄上学。条件与附小有天壤之别，泥胚条桌，自带小凳，时常停课，我们自然欢呼雀跃，然后玩耍不归。翻墙、爬烟囱、掏鸟窝、打群架。在与小王庄的小孩互扔石块中，一个对方男孩的头被砸的头破血流，我的头也被砸了个大包。大约一年后我转学到薛家村上小学，我母亲在此教书，情况自然大为改观，我甚至有点受宠若惊。这时社会逐渐稳定，基本能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我们的小学有几排砖瓦房，可能是没收的地主的房屋。虽然仍是土坯条桌，但老师教学认真，我们学习也比较努力。记得老师表扬我听课认真专注，眼睛不离老师和黑板。但毕竟年龄小，有时上课开小差，与王同学说话嬉闹。我指甲尖掐得他疼，而他的指甲钝，掐我没有感觉。真是好笑！我经常扔石头玩，比较有准头，课间玩打嘎，木噶打到屋顶瓦上，我用石块就可以砸下来。但也有弊端，即与同学玩扔石头时砸破了他的脑袋，吓得我不轻。语文薛老师是民办老师，水平不高，经常念错字，但教课认真。上作文课他把成语写满一黑板，让我们选用，效果还真不错。我的作文《春天》受到薛老师的表扬，使我得到很大的鼓舞。我姐姐到曲阜县西关太阳升小学读书，老师对法西斯的词义不懂，望文生义，胡乱解释说：法西斯就是法国、西方、斯打。不规范的教学误人子弟，这都是当时政治生态所造成。呜呼！这十几年耽误了几代人，真是悲哀！一年后我因病休学，在家无聊，没有书读，只能在门前门后拍蚂蚁玩。所幸母亲给我买了几只小鸡，给它们喂食、照料，给我带来很大的乐趣。春天挖蚯蚓，夏天捉知了龟，几只小鸡长得很快，尤其是那只芦花大公鸡，鲜红的鸡冠，油亮的羽毛，好斗的性格，煞是令人喜爱。1970年秋，山东大学文科搬迁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合并，组成新的山东大学。至此附属中小学恢复，我们流浪在各乡镇学校的游子回归，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大为改观，我们年底小学毕业，次年升入初中，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