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34届华东地区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图书评选揭晓，山东省政协推出的《山东改革开放亲历记》获“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图书奖一等奖”，本书 以“亲历、亲见、亲闻 ”的史料为主要内容，重点记录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山东的改革先行者、亲历者和历史见证者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所见所闻，展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山东省改革开放取得的突出成就和巨大变化，以及新的发展理念。我校历史文化学院李绍强教授的文章《前天·昨天·今天》入选本书，文章从作者亲历的角度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衣食住行用的变化，反映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发展成就，是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向强起来前进的缩影和见证。现全文刊载，以飨读者。
前天 昨天 今天
李绍强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回忆这一历史性决策实施几十年来衣食住行用的变化，还是很有意义的。我是1957年出生的，对“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没有印象，以后的事情则是记忆犹新。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生产水平低，百姓生活比较艰苦。在穿衣方面，当时以纯棉为主，化纤布料甚少，故不太耐穿，需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兄弟姊妹接力穿衣。女孩子们花衣很少，一般脚穿黑布鞋，头扎两个小辫。男孩子们无不是旧衣加补丁，农村的冬天只穿一件黑棉袄，腰扎草绳，只有过春节时才有新衣穿。在吃的方面，城镇居民每月生活费大约3至5元，主食20至30斤，油半斤（东北3两），副食品很少。这些物资定量供应，需要各种票证，如粮票、油票、布票等。我生活在学校中，从小吃食堂长大，那时最贵的菜2毛钱，一般不舍得买，全家一顿吃几份5分钱的菜即可。炊事员用饭勺盛菜，手上功夫了得，总是将勺中稀缺成分抖掉，于是较公平的打饭师傅面前总是排起长队。营养缺乏使得人们饥肠辘辘，为买到物美价廉的大蒸包，人们不顾饭厅地上翻笼屉流出的油渍，冲入食堂，顷刻人仰马翻。当时工资低，物价也便宜，猪肉几毛钱1斤，鸡蛋几分钱1个，即便如此百姓也是吃不起。所以我们在房前屋后种植各种蔬菜，养殖母鸡下蛋，我妈总是仔细收好，腌起来慢慢吃。当时县城西关有一种“候三”五香花生米特别畅销，有一天“候三”到我校串门兜售，母亲见后兴奋地大喊：“小侯三来了”！只见“侯三”尴尬地说：“我姓严，不姓候”。原来侯三是《红嫂》中形象猥琐的泼皮，因严某瘦小干瘪而冠之。虽然如此，他的五香花生米却是香脆可口，颇受欢迎。有一次两个上海人在“侯三”摊前问价，听说只有几毛钱一斤，其难以置信的连问数遍，然后解囊大买。当时高校宿舍楼房很少，一般全家挤在两间平房中，手表等“奢侈品”更是奇缺。我家只有父亲的一块手表，一般以太阳位移为准。有一冬日雪后天空映亮，母亲误以为天明，凌晨三点就起来上班。学校上课敲钟或打铃，有的老师带一马蹄表放在讲台上，煞是显眼。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号称三大件，一般家庭积蓄多年、凑足票证才能购置齐全。当时很少出行，故我们经常缠闹母亲，要求外出走亲戚。“文革”初期，党政机关瘫痪，学校停课，我们失学在家，终日玩耍。一日与姐姐爬上学校去兖州运输物品的卡车，晚上8点多才回来。母亲天黑找不到孩子，都快急疯了。见面大发雷霆后，忽然揪住我俩的耳朵，拖着一起去“跳井”，这种“玉碎”式的惩戒方法果然给我们以极大的震慑，以后再也不敢乱跑了。1970年我姐与同学相约登临泰山，照片中只见她们三人身穿从箱底翻出母亲的旧黑裙子，腕带父亲的手表，将手一溜放在身前以显示，真让人忍俊不禁。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百姓生活逐渐好转。1978-1982年我在山东大学读书，四年中体验最深的就是穿衣和用度方面的变化。刚开始我们穿蓝色涤卡中山装，感觉良好，后来开始流行筒裤和西服，女生们则烫发，穿高跟鞋。听说有的高校领导怕此风气“腐蚀”学生，竟然坐在校门口检查，一时传为笑谈。社会青年无人管束，身穿喇叭裤，脚蹬尖头鞋，戴着大墨镜，手提录音机，音量超大，招摇过市。当时意识形态观念强烈，服装似乎成为姓社姓资的标志。大学一年级时有手表的不多，我经常问同学时间。暑假父亲给我买了一个泰山牌手表，我返校后虽戴在腕上，却仍问原有手表的同学时间，闹出笑话。后来电子表流行，有的同学为赶时髦，竟将机械表卖掉换之。大学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结婚生子，这种变化更趋加速。首先是副食品增多，吃的主食日益减少，各种票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其次是衣服增多，档次提高。结婚前没有几套衣服，以后我夫人衣服“众多”，孩子“按需购买”，我也由一套去北京旅行结婚时花费两月多工资购买的纯毛料西服变成数套。全家衣服增多，衣橱也由一个变成数个。第三是住房日渐增大。刚结婚时单位分给了1间9平米的小房子，只能放大床和书桌，由于冬天没有暖气，脸盆里的水竟然结了冰。房小睡床靠近屋门，寒风吹得我半边被子发凉。虽然如此，二人世界还是很温馨的。一年后换了一个20平米的居室，虽然已不是筒子楼，但三家共用一厕所；有一次门坏了关不上，我只好在外面守着让她方便。以后两三年搬一次家，由一居室到100多平米的三室两厅，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第四是用度方面的变化。刚结婚时用的是父母的自行车，驮着她走街串巷，心中甚是甜美；晚上看罢电影归来，与其他青年“赛车”斗气，豪情满怀。不知不觉自己买了自行车，以后一人一辆，再也没有那种共骑的感觉。进入家庭“机动车”时代后，电动车和汽车日益增多，大街上骑自行车的人已寥寥无几。70年代末一般家庭没有电视机，只能到各单位挤着看，后来我家邻居买了一台9英寸的黑白小电视，我们搬着小板凳到他家“观赏”，夏夜蝉鸣，荧屏闪动，平静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10年后我自己买了一台18英寸的彩电，此时因国家实行双轨制，奸商倒卖，价格奇高，竟花费我三年的工资。以后工资增加，彩电相对便宜，用不了一个月的工资即可购买。80年代初我母亲买了一台单缸洗衣机，此时家中来了一个熟人串门，他左看右瞧，愣没看出是啥。此后洗衣机从单缸、双缸到全自动，十几年就完成了这个过程。1983年出差到淄博山东石化集团，一熟人在家中打开电冰箱招待我，感到很稀罕。三年后买了一台单门雪花牌冰箱，成为我们小家最昂贵的物品，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屋子太小）。后来海尔冰箱异军突起，双门式、豪华型、节能型、智能型等层出不穷，我们自然也不断地更新换代。80年代夏夜大人孩子搬个板凳或拉条席子到院子和林荫道乘凉，热急了就用凉水冲洗。后来有了电风扇，但睡觉不敢扇。1994年我买了一台窗式空调，享受到惬意的清凉，晚上能睡好觉了。美中不足的是噪音较大，影响四邻，而且输电线路不配套，电压不稳，经常停机。6年后买了一台2P的大空调，新房子配套设施较好，空调再也不卡了。后来除厨房外都装上了空调。电话在80年代是稀罕物，我校只有领导才能安装。1995年我在山大读博士时给家里打电话，家人需要到对门邻居家接听。晚上九点后虽然话费减半，看着不断跳动增加的话费数字，只能匆匆结束。不久开始安装固定电话，但初装费要几千元。当时有大哥大，那仅是老板的装备。后来手机逐渐普及，现在更是多功能的智能手机，拍照、上网、付费等无所不能，大有一机在手走遍天下之势。我在80年代初期开始接触到电脑，但仅是打字和数据的储存。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功能增多，逐渐普及。1999年我买了第一台电脑，现在我用的已经是第3台了。这些家用电器随着时代的发展，已从当年的所谓奢侈品变成现今寻常百姓家的日用品。
出行方面的变化也很大。1978年秋我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恰好我校有一去济南运钢琴的卡车，我们8个山大、山工的新生搭便车到了济南。这比从兖州托运行李方便多了。敞篷卡车风很大，我竟然有些晕车，真是好笑。当时济南市公交很少，山大（合校前新校区）南门前没有站牌，要步行几百米到解放路乘车，有一天我借同学的自行车上街办事，骑过了头后我没下车，直接转弯掉头，街上车辆稀少可见一斑。大学二年级我们到南京考察实习，为了节省，买的慢车票，从济南到南京竟然用了近20个小时。我们一百多个同学在车上兴致盎然，通宵不眠，打牌下棋，高谈阔论，吵得同车旅客纷纷避让，真是抱歉！我们自带被褥借住南京大学学生宿舍，每人一个大行李卷背在身上，如同进城打工的农民。大四我们又到北京实习，为了方便和省钱，集体办理了北京市公交月票，半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大小历史古迹。北京虽然比济南公交多，但节假日也是拥挤不堪，在中心路段换乘时我们这些棒小伙有时竟然挤不上车。我们借住北京大学学生宿舍，佩戴的山大校徽也悄悄摘下，因为“小巫见大巫”，相形见绌了。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曲阜师大工作，出差要到兖州坐火车，大城市始发站有座位，而兖州都是过路车，基本没有座位。记得1986年我与同事晚上出差到上海，14个小时，一路“罚站”，真是辛苦！不过那时年轻，倒是感觉不到。当时车辆少速度慢，人满为患，过道走廊甚至厕所都挤满了人，一到夜里，横七竖八，根本无法通行。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火车逐渐提速，情况日益好转。而高铁的建设与发展，更是彻底改变了出行难的状况。曲阜到上海仅需3个多小时，我上午乘车中午到，下午就开始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校对书稿了。北京和济南的城市建设40年来发展巨大，公交也大为改善，出租车从无到有，非常方便。曲阜市公交近几年也有较大发展，四通八达，票价便宜，即便你乘车到城北20公里远的石门山景区也仅需一元钱。同时私家车数量急剧增加，有的一家拥有二、三辆，县级城市竟然出现了经常堵车和停车难的现象。真是今非昔比！上世纪80年代坐飞机的很少，我姑姑因工作需要出国几次，每当她讲述所见所闻时，我们都好生羡慕！后来我坐飞机，感觉就是不一样。在数千米的高空俯视地面，只见闽北绵延雄伟的群山变成了一坨坨馒头状的东西。如果以后星际旅行，地球看起来就是一个“小小寰球”。现在自费出国旅游如同家常便饭，没有人再谈论坐飞机的感受。
如今我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人均GDP已达9千多美元，百姓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衣食无忧，家电普及，网络覆盖，交通便利。我校青年教师大多有两套房，一部汽车，经常旅游，其乐融融，与我们年轻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经济虽然发展，生活有所提高，但腐败严重，引起了百姓强烈不满。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腐败分子利用特权攫取社会财富，侵害公民利益，拉大了贫富差距，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兴利除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尤其是解决百姓最关心的社会不公和环境污染问题，相信我们政府有高度的政治智慧，集思广益，令行禁止，加强制度化建设，使我国早日迈入繁荣富强、民主和谐的现代化强国行列。
（作者简介：李绍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学校教学委员会督导，民进曲阜师大基层委员会前主委，第十二届济宁市政协委员）
